1948年按天配资利息，刘国志被捕，他的五哥知道后，专程从香港跑到重庆，拿出一张空白支票对徐远举说：“放了我弟弟，多少钱随你填！”
1948年重庆的夏天，热得不讲道理。刘国琪从香港赶回来时，身上只带了一张空白支票，抬头没写，金额没填。他是来做交易的，用一张任人填数的纸，换弟弟一条命。
弟弟叫刘国志，刘家七个兄弟里排行最小，那年27岁。泸州大户人家出身，从小衣食无忧，中学时在成都读书，一头扎进了进步学生的圈子里，后来又考进西南联大，思想越来越左。回到重庆后，他在银行谋了份小职员差事，表面朝九晚五，暗地里干的是地下工作。
1948年4月，《挺进报》被破获，重庆地下党组织接连遭殃，刘国志也在被捕之列，关进了渣滓洞。
消息传到香港时，刘国琪手里的生意正做到一半，他放下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。他打听清楚了，经办这案子的人叫徐远举，西南特区特务头子，手上有实权。刘国琪在香港经商多年，深谙一个道理：这世上大多数事情都有价格，只要找准了人，开对了价，门就能敲开。
他托人搭了线，带着支票走进徐远举的办公室。徐远举穿着将官制服，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桌上茶还是热的。
刘国琪没绕弯子，把支票搁在桌上，话说得直接：放人，数目您定。徐远举拿起支票看了看，笑着说刘先生出手阔气，但话锋一转，说出了真正的条件——让刘国志在报纸上公开登一份脱离声明，不用多复杂，写几个字就行，面子上过得去，人马上可以走。
这个要求不算意外。1948年前后，特务机关常用这一手对付被捕人员，把人放出去之前先让其在报上公开表态，既能瓦解组织，又能拿来做宣传。不少人在酷刑和死亡威胁面前签了字。徐远举以为，一个富家少爷，吃不了那种苦，磨一磨就会松口。
刘国琪去渣滓洞探了一次监。那地方建在歌乐山下，原是煤窑，改成监狱后潮湿闷热，空气里混着霉味和血腥气。隔着铁栅栏，他看见弟弟穿着一件破得看不出颜色的囚衣，脸上带着伤，颧骨突出，瘦得厉害，但看见哥哥时还是笑了一下。
刘国琪说只要写几个字，写完就回家。刘国志摇头，说钱留给家里用。当哥哥的急了，声音压不住地往上走，说你要是死了，爸妈怎么办，刘家不缺你一个人逞英雄。刘国志低头用鞋尖碾着地上的稻草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话：我要是写了，我就不是我了。
兄弟俩隔着铁栅栏，谁也没能说服谁。探监时间到了，刘国琪被带出去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弟弟还是那个姿势站着，瘦削的身子撑着一件空荡荡的囚衣。
此后刘国琪又多次去找徐远举，开的价一次比一次高。徐远举始终不松口，也不拒绝，只说要看刘国志本人的意思。他见过太多人在死亡面前转弯，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能撑到底。
但刘国志始终没有写那行字。渣滓洞的刑讯室里，竹签、老虎凳、烙铁轮番上阵，他始终没有写。据后来脱险的难友回忆，刘国志在狱中话不多，有时会靠在墙上轻声哼几句歌，有时用手在地上画着什么。
那张支票始终在刘国琪手里，没有填上数字。徐远举不要一个没附带条件的价码，刘国琪买不到一条不需要弟弟妥协的生路。这张纸最后卷了边，起了皱，成了一张废纸。
1949年11月27日，重庆解放前夕，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进行大屠杀，刘国志遇难，年仅28岁。他在狱中写过诗句，牺牲时口袋里只剩一张皱巴巴的纸片。
刘国琪后来离开了大陆，在香港继续经商，生意做得不小，但再也没有跟人提起过那张支票的事。偶尔有人问起那位留在重庆的弟弟，他便摆摆手，说声“过去了”，然后望向北边，长久地沉默。
兄弟二人一个死在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，一个带着一张未能兑现的支票活了下去。这个结局里没有赢家。特务机关没能逼出一个字，金钱也没能买回一条命。一个28岁的年轻人用沉默告诉了所有人，有些东西在价码之外。
嘉陵江的雾年年冬天都起，渣滓洞的枪声早已散尽。如今说起这段往事，人们记住的不是那张支票上该填多大的数目按天配资利息，而是一个生意人在1948年的夏天，从千里之外带了一张空白支票赶来，却发现这世上有些东西，多少钱都填不满。
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，不代表联华证券配资_炒股在线配资开户_股票配资证券平台观点
相关文章
